1915年5月9日，袁世凯下令，同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。根据这个条约，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，日本在中国南满和蒙古东部享有特殊权利，日本获得在中国多条铁路建筑权等等。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对，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流亡海外的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呼吁革命者回国倒袁。
陈独秀归国，汪孟邹、陈子寿等人为其接风洗尘。在饭桌上，众人探讨当下局势，陈独秀指出如今所面临的强敌不仅是强在武力上，更强在思想和理念上。为此陈独秀决定创办一份杂志，作为唤醒国人政治觉悟和伦理觉悟的号角，从而探索出一条振兴中华的道路。
1915年9月15日，陈独秀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。毛泽东向人弯腰行礼，客气有礼自我介绍，透露自己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。李大钊在办公室谈文章的力量，他认为一篇好的文章产生的力量，不输机枪大炮的力量。
李大钊回国任《晨钟报》主编，路上看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内心五味杂陈。此时，李大钊遇到一位发高烧的男童，被男童父亲葛树贵的一番言论触动，当了生活用品又预支了工资帮男童交了住院费。李大钊的《青春》一经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汪大燮认为普及科学与民主根子在教育，并强烈支持蔡元培借北大改革创新，重振中华民族。蔡元培决定尽快到北大上任校长一职，汪大燮提出上任的三个条件：经费充足、人才济济和权力下放。陈独秀决定去北京，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。蔡元培向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范源濂约法三章，范源濂决定找黎元洪去谈教育经费一事。
陈独秀去杂志社见到了李大钊，两人相见甚欢，互开玩笑。大家告知陈独秀，《新青年》杂志在北京的影响力也很大，却面临着传播困局，很多人想买也买不到。李大钊等人建议陈独秀在北京办杂志，进一步提高杂志的影响力。
陈独秀在北大发表演讲，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；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；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。此三大主义赢得了北大学生的阵阵掌声，以辜鸿铭为首的“复古派”教授则愤然离场。黄侃在课堂上痛批白话文，并将胡适撰写的《新青年》扔在地上，北大学生郭心刚和邓中夏坚决拥护新文化，与黄侃发生激烈争辩。
辜鸿铭以陈独秀提出的砸烂孔家店为例，称他根本就是不尊重孔子儒学。陈独秀表示自己对孔子儒学的研究向来尊重，而《新青年》反对的是迂腐的三纲五常。蔡元培打断他们的争议，提出聘用教授首要就是教书育人。钱玄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《新青年》写文章，可鲁迅对于中国目前的现状十分绝望。黎元洪下最后通牒，让章士钊立即停刊《甲寅》。陈独秀提出聘请高一涵和李大钊为《新青年》的同人编辑，并为他们在北大安顿职务。
李大钊在街上发表演讲，强烈反对恢复清朝政府。李大钊公然跟清朝政府唱反调，只好在朋友们的安排下去上海避风头。宣统皇帝再度退位，黎元洪引咎辞职，复辟闹剧落下帷幕，蔡元培获得段祺瑞重用，终于拨云见日。
李大钊走访民间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沟通谈话，这让他对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反思，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，还要听从大众的呼声，找到适合中国的道路。北大开学，远在国外留学的胡适学成归来，获得陈独秀的热情接待。